在美的特有尺度下，宋瓷的清隽典雅和明清瓷的华丽繁缛是两种不同的美感，它们有着境界高低的不同。

已故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恰好谈到这两种美感。宗白华先生认为：“些诗如芙蓉出水，颜诗如错彩镂金”（语出钟嵘《诗品·中》颜延之条），这可说是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。

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、绘画、工艺等各个方面。

楚国的图案、楚辞、汉赋、六朝骈文、颜延之时、明朝的青瓷，一直存在到今天你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，这是一种美，“错彩镂金，雕缋满眼”的美。汉代的铜器、陶器，王羲之的书法，顾恺之的画，陶潜的诗，宋代的白瓷，这又是一种美，“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”的美。

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，划分了两个阶段。从这种时候起，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，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，那就是认为“初发芙蓉”比之于“错彩镂金”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。

这里指出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点。简言之，这个特点就是重视自然之美和精神之美，而排斥和否定虚华矫饰。先秦诸子如孔丘、老庄等，对美的见解虽各有不同，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。依我理解，所谓“初发芙蓉”的美，与糅合儒道诸家，强调委婉含蓄、温润和柔的“中和之美”不无关系。

举个例子：李白认为诗贵在清真，正如他在一首诗里说的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这个意思也可理解为，去雕饰并不是不要美，而正是为了美不被亵玩，钟嵘《诗品》序中说是“不伤真美”。“天然”之美，再要雕饰，那就多余了，过头了。

这个主张其实是与儒家“温柔敦厚”，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，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思想一脉相承的。儒家要求“美”合乎礼制美学思想体系中，故重“中和”即主张不偏不倚，反对“过”和“不及”。

在我国古代汉民族美学思想体系中，“中和之美”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和普遍性。还拿李白的那句诗来说，荷花的清真、自然，既是一种美的品格，也可视为一种人格修养的象征。

中和之美”不仅具有审美的价值，而且还具有伦理道德的价值；它不仅体现在美的形式和内容上，还渗透于人的心理，形成一种独特的趣味和审美理想。中晚唐以来，“中和之美”在各种美学思潮中即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

北宋中期后，经美学风尚的大变革，更被广为接受并深刻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发展，如文人画的兴起、“淡而不伤，和而不淫”之乐风的盛行等。即使在今天，它与许多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仍保有一种深层的同构关系。

在世风奢靡的年代，宋瓷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，更能彰显一种文化价值、精神境界和美学追求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在精英文化语境中，为什么“初发芙蓉”的宋瓷比之于“错彩镂金”的明清瓷更受推重了。

只是，也应看到，宋瓷和明清瓷代表的不同美感的关系并非对立之两端。我国古代对美的追求和表达是多方面多层次的，“初发芙蓉”的美和“错彩镂金”的美，一直并行不悖且互为周济与参融。这种多样的追求和表达贯穿于整个中华汉民族文化中，体现在同一个文化领域，甚至是同一个“文化个体”——文人身上。

隐逸诗人陶潜，人们都说是他的诗风平淡，可实际上他也有发愤抒怨之作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固然平淡，而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故常在”则不免“金刚怒目”了。